诸葛亮的隆中对是一个高瞻远瞩的战略构想，但其不足之处在于，落地环节设计的缺失，以及变数发生后战略调整不足。蜀汉货币超发使得民贫国虚，此时应激发巴蜀、汉中和南中地区的经济内生动力，而非连年征战。由此可见，战略制定者和执行者并不总能理性决策，很多时候要尊重想象力和偶然性的作用。

诸葛亮算得上一位被后人崇拜的半神人物。无论在《三国演义》或者是“群（英会）借（东风）华（容道）”“失（街亭）空（城计）斩（马谡）”等京剧戏目中，诸葛亮身着八卦衣，羽扇纶巾（这个形象本来是周瑜的，参见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气定神闲地筹划出草船借箭、空城计等计策，展现出舌战群儒、借东风、八阵图等神技他俨然化身智慧象征，这一形象早已深入人心，毫无异议。然而，从现代企业管理的角度重新审视诸葛亮的战略战术，有所省察和辩正或许还是有益的。

历史上对诸葛亮最公允的评价或许是陈寿的《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诸葛亮之为相国也，抚百姓，示仪轨，约官职，从权制，开诚心，布公道。…… 可谓识治之良才，管、萧之亚匹矣。然连年动众，未能成功，盖应变将略，非其所长欤！”诸葛亮担任丞相，以诚待人，公正无私。……可以说是一个精通治国之道的良才，然而他连年用兵，却未能最终获得成功，这大概是因为随机应变的军事谋略不是他的专长的缘故吧！

总的说来，诸葛亮确如陈寿概括的“治戎为长，奇谋为短；理民之干，优于将略”。诸葛亮长于治教，行政管理水平很高，也注重研究技战术，所以军队能做到军纪严明、部伍严整、器甲精良、训练有素。如果套用公司经营管理的概念，就是ISO完备，PPT出彩，前台美、午茶赞、个个职业风范，人人打卡积极，财报数字漂亮，内控毫无瑕疵，但是这和公司长期现金流是否稳健和以及企业长远发展的盛衰并不必然呈正相关关系。

诸葛亮的战略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出山之初以画策臣身份对刘备提出全盘战略构想“隆中对”，一个是秉持蜀汉国政后的各项实际操作。

隆中对的主旨是：“若跨有荆、益，保其岩阻，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百姓孰敢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者乎？诚如是，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如果能占据荆、益两州，守住险要的地方，和西边的各个少数民族和好，又安抚南边的少数民族，对外联合孙权，对内修明政治；一旦天下形势发生变化，就派一员上将率领荆州的军队直指南阳和洛阳等中原名都，将军您亲自率领益州的军队出击秦岭以北的关中平原地带，老百姓谁敢不用箪盛饭，用壶盛酒来欢迎将军您呢？如果真这样做，那么称霸的事业就可以成功，汉室天下就可以复兴了。

毛润之先生评价诸葛亮的战略“其始误于隆中对，千里之遥而二分兵力”，在说这句话的时候，他也许想起了1934年李德、博古的“六路分兵”和1947年华野“七月分兵”的教训，这个从战略原则角度完全见仁见智，暂不展开申论。公允地从战略角度来看，诸葛亮还是有远见卓识的。类似隆中对的策略，东吴的鲁肃、周瑜甚至甘宁先后都提出来过，可以说是当时南方反曹魏阵营有识之士的共识，但前面说到这是诸葛亮当时作为画策臣提出的战略，后续的执行似乎更为重要。

战略和商业计划端赖于执行。荆州之失、关公之歿使得隆中对的构想成了跛脚的商业计划书，就像一家企业原本可以使用的资金减少了一半。刘备为关羽报仇伐吴的夷陵之败，又大大亏蚀了本钱。无法控制的大局变化和之前董事长的豪赌要新任总经理在后续经营中不断买单，这是诸葛亮悲剧的根源之一。如果就这一部分深责诸葛亮失之公允。对此我们的结论是：隆中对还是一个高瞻远瞩的战略构想，实在要说不足，主要还是落地环节设计的一些缺失，以及变数发生后战略调整不足，总体瑕不掩瑜。

史载刘备攻下成都后为“军用不足”而担忧，接受了刘巴的建议“当铸直百钱，平诸物贾，令吏为官市”。这样一来，“数月之间，府库充实”。处理财政危机的最简单易行的办法就是增加货币发行量，但后果是悲剧性的，这一记“番天印”下来，蜀中百姓无论贫富，直接被主动型的恶性通胀掠夺了一回，其在数月之间被剥夺的财富约相当于所谓“暗弱”的刘焉、刘璋父子30年左右的地产财政积累。

这一部分的责任如前所说诸葛亮不是最核心人物，主要还得刘备自己承担。除了刘巴是诸葛亮竭力挖角得到的人才之外，别的基本不能算到他头上。

但是，蜀汉政权因为尝到了“甜头”，之后又先后出现了犍为五铢、太平当百等多种虚值大钱。在整个蜀汉统治期间这些虚值大钱不断减重，逐渐更加劣薄不堪。魏国皇帝曹奂曾经说：“（蜀汉）虚用其众，刻剥众羌，劳役无已，民不堪命。”这当然是敌方的言论，不过，诸葛亮自己也承认蜀汉“民贫国虚”、“益州疲弊”。这种官营垄断本身虽然能快速敛财，却从根本上损害了地方经济活力。《三国志•吴书•薛综传》提到，孙休问出使蜀汉薛综蜀国政治的得失，薛综回答：“入其朝不闻正言，经其野民有菜色”，这虽是蜀汉后期诸葛亮去世后的情况，但远因就肇端于自刘备、诸葛亮始的不恤民情的财政金融政策和民生重要行业的官营垄断制度。

最后三国归于一统是北方先后战胜蜀汉和东吴，这其中当然有很多其他因素，可是至少反映出一点：用超经济的暴力对本地区人民竭泽而渔，将其裹挟在战车上一路狂奔，无论有什么冠冕堂皇的大义名分，大厦终将倾覆。

如果根据蜀汉的战略产生画面感，或许就是金书中“宗前辈的七伤拳还没练得到家。人身五行，心属火、肺属金、肾属水、脾属土、肝属木、再加上阴阳二气，一练七伤，七者皆伤。这七伤拳的拳功每深一层，自身内脏便多受一层损害，实则是先伤己，再伤敌”（《倚天屠龙记》）；又或者是“摘星子此时脸上已无半点血色，一口口鲜血不住向火焰中吐去。他喷出一口鲜血，功力便减弱一分，这已是骑虎难下，只得硬拼到底”（《天龙八部》）。这种大杀器偶一用之也许未尝不可，但持续42年（公元221年—公元263年），实在并非老成谋国的治世宏谟。
如果蜀汉是一个创业企业，首先需要明确创业是创造社会财富的活动。

创造社会财富意味着不能竭泽而渔，不是在现有蛋糕中尽量多吃多占，而是要激发巴蜀、汉中和南中地区的经济内生动力，把蛋糕做大；比如不是建“锦官城”（专门管理织锦的官署，成都别名源此），而是应当鼓励百家争鸣，如左思《蜀都赋》描述的场景“阛阓之里，伎巧之家，百室离房，机杼相和。贝锦斐成，濯色江波，黄润比筒，籯金所过。”（里弄之中，到处都有织锦作坊，各家厂房各不相同，机杼之声彼此共鸣。锦上织满花纹，经过成都江水的的洗涤色彩更美，筒中细布，价值昂贵），并且发挥其独有的产品和贸易优势，佐以重商主义的政策扶持——我们无法超越时代要求诸葛亮像哈耶克一样思考和行事，但有些事或许是不难做到的，连西汉景帝七国之乱的吴王刘濞都知道在封国内大量铸钱、煮盐，而使得吴地的百姓没有赋税，这虽然是市恩，但毕竟凝聚了人心。

春秋责备贤者，我们或许只是试图在一个更高的维度进行摸索，而并不是贬低诸葛亮。是的，这只是告诉我们，战略制定者不可能是占据全知全能地位的智慧化身。战略本身是个不断摸索、迭代优化的过程，尤其在不确定性高的环境下，战略制定者和执行者并不总能理性决策，很多时候要尊重想象力和偶然性的作用。这或许是竞争战略之父迈克尔•波特（Michael E.Porter ）的管理咨询公司Monitor Group申请破产的原因，也是万科总裁郁亮声称万科没有战略的原因。

成都武侯祠挂有一副清代诗人赵藩手书的名联——“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他的本意应是赞美和歌颂诸葛亮，但如果我们细细体察，确实有三复斯言、深刻反思的地方，这也确实值得现代企业管理者作为殷鉴不远的借镜。